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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荣昌一代羊绒大王东亚岩蕨

隆辉农业网 2020-06-30 14:03:44

庄荣昌:一代羊绒大王

民商

全国讯:庄荣昌很可能是一个孤本。

因为,和他同时代的工商业者,要么在“三反”“五反”中被“整肃”;在公私合营中被“公有”改造;要么在“文革”中被“国营”,彻底销声匿迹;即便幸运挺过文革,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却也可能在80年代“七上八下”的资社争论中被拿下,淡出历史舞台。

和他同时代、至今仍活跃的私营企业家寥寥无几,大多被历史所遗忘。而庄荣昌顽强走过上述所有阶段,几经动荡,最终成就了“羊绒大王”的经商传奇。

他19岁只身赴北京寻找机会,1950年就有了自己的砂石厂,参与过建国初期北京最重要的工程如龙须沟、中南海的建设。

在1984年“中国私营企业大争论”的敏感时期,他雇佣了100多工人却不显山不露水,安然无恙。

1984年7月,他就在小小的河北清河县城成功注册了有限公司。当时整个工商系统甚至还没有有限公司的登记项。因为据全国工商联资料,1985年初才特批了“中国私企第一人”姜维的首张“私营企业”牌照。

庄荣昌的传奇背后,同样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搞私营企业,其所经历的长达60年商业奋斗史,也是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史的浓缩。

在前30年中,庄荣昌仅体验过不到5年的美好时光,余下的光阴多在政治运动中荒废,历经坎坷辛酸;后30年,他和无数私营企业者一样,因改革开放获得新生,成为最早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他的财富创造已经带动一个地区发展,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的代表。

回顾这60年的曲折历史,令人唏嘘感叹。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2011年6月,在全国众多商业人士参与的《民商》经济论坛上,81岁高龄的庄荣昌是一道独特风景。其所经历事件之多,与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之紧密,无出其右者。

作为一名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的优秀企业家,他在企业界讨论会上的发言感人肺腑,言语间满怀着对改革开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由衷的感激之情。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不但没有我的今天,全国成千上万的人,私营企业中过去背上冤假错案的人,都得不到新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可能有农民的富裕,也不可能有民营企业。耀邦同志的中心思想就是强国富民。可是我们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公私合营时,其实一些私营企业经营还是很不错的。为什么要公私合营把私营企业取消?为什么私营企业就属于资产阶级?”

时隔60年后,回顾往昔,庄荣昌依然无法忘却前半生所经历的那段黑暗历史,也愈发对1978年以后的道路心有戚戚。

年少时的庄荣昌出身商业世家,不满20岁就离开了自己的的家乡河北清河县,只身赴天津、北京商行当学徒。庄荣昌的名字寓意着其一生追求财富的道路,“十几岁脑子里就琢磨着怎么挣钱,但是有一个前提,要合理地挣钱,不能违法。”

1949年建国后的北京改天换地,百废待兴。庄荣昌小时候跟老家人在农村烧过石灰窑,有手艺。而这时候正是北京大兴土木的时期,砖、瓦、沙、石灰,都是地方建材必备的东西。他赶上了好时机。

年轻的庄荣昌没有本钱,可不乏商人的眼光。他寄宿于北京前门大街鲜鱼口长巷头条的一家小店,寻找机会,后来打听到了门头沟军庄大官作山头的一处废弃灰窑。这座窑解放前日伪时期是北平市市长余晋和的买卖,光复后被国民党查封,一直封了几年没动。

虽然开发这个窑需要十万斤小米周转,对农村而言这是个天文数字,然而庄荣昌恰有一位老乡在北京市职工总会任机关内部供销科主任。

事实证明,建国初期的私营企业确实经历过一段甜蜜发展期。1949年9月新政权颁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而当时组建的工会作为团结全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其时,全国的工会异常活跃,大搞生产建设。庄荣昌清楚地记得,彭真兼任北京市职工总会主席,领导二七罢工的萧明则任职工总会常务副主席,是全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而职工总会手握资金,正缺生产项目和人。

在北京市职工总会的介绍下,庄荣昌开发灰窑的项目刚好赶上龙须沟修建,这个工程正缺砂石灰,“几经协商,先定了五十吨石灰的合同,定合同以后,对方先打八成款,一亿,先给我们八千万,拿着这个钱就做流动资金。”

就这样,1950年的11月份,龙须沟修建的当口,年仅20岁的庄荣昌成了北京市职工总会的私方代表,办起了工会名下一家公私合营性质的小厂:新生灰窑。当时总工会名下投资的这类企业有十几家,都是公私合营模式,带有标记性的“新生”二字,包括傅作义铁工厂,五一铁工厂,李步州的营造厂。“新生”二字,象征着新中国民营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新生。

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百废俱兴的阶段,庄又得以参与中南海改造、北京八大学院修建、三校建委会供料等一系列重大项目。

很多年后,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钱李仁把庄荣昌等人请去人民日报社参观,他一进大院,看到一幢楼感觉很面熟,钱立仁诧异他什么时候来过。庄荣昌问这是不是原来的机械学院。钱社长答是。庄荣昌当即说,“盖这个楼的砖、灰、沙子、石子,都是我供的”。

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对“个体户、私营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称为“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担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工商联小组委员的庄荣昌,至此也终于敢第一次大声地喊出来:“我早就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了!”

然而彼时,代表非公经济成分的“庄荣昌们”,却即将遭遇到急转直下的历史噩运。

放弃“红顶”帽子

1951年间,全国私人企业全年盈余达37亿元,比1950年增加90.8%。但自1951年秋季起,由于财政吃紧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深入之际,各地先后暴露出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声势浩大、雷厉风行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异常深刻激烈,牵连到全国每一个私营业主。

从给龙须沟供应50吨白灰开始,庄荣昌接着又干了砂石场,提供建筑建材。在他之前,整个北京砂石来源,就北京建设局独此一家。其名下有一个采石场,主要供应修马路的石渣、石子。

此时,庄荣昌手下已经有了八九十个工人。他出任北京公私合营八宝山砂石厂的私方代表,并担任厂长。他们参与了当时北京最重要的工程:中南海改造。“当时是北京市总工会开信,一说总工会人家认可。那时候总工会可吃香,到哪都方便。”

如果这顶红帽子戴得更久一点,甚至庄能够抛弃私营身份融入体制,那么他之后的人生可能完全不同。然而,少年得志的庄荣昌虽有经商天赋,却对政治了无概念。这也注定了他将遭遇的不幸。

1950年年末,庄荣昌替北京市总工会赚回不少钱,却换回了批评。

当时经营砂石厂,材料花不了什么钱,关键在运费。所以庄荣昌接触这方面的人也比较多,他是大客户,手头有货。跑运输的为了做买卖常请他吃饭,“按道理说,人家请你十顿咱总得回请一顿吧。回请完了以后,因为有公家这一块得报帐,报完帐这一方面的开支也不小。”

可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总工会,工作人员皆为转业军人和农村“红五类”,脑子里没有经营的概念,自然对这样的请客吃饭心有不满,认为是腐败浪费的表现。

第二年,心有委屈的庄荣昌放弃了别人羡慕的市总工会帽子,撤出八宝山砂石厂单独创业,注册了另外一个砂石厂:“北京建都砂石厂”。庄荣昌的身份变成这家私营企业的经理。

时值“三反”、“五反”运动刚结束,毛泽东等一些中央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式提出“利用、限制、改造”。而这一年国家实行“四马分肥”的分成办法,也降低了私营业者的利润分成。私营股东所得红利,从60%降到25%。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私营经济史上的一个关节点。

庄荣昌并未意识到,自己将很快跌入历史的深渊。他顶风行事,居然在这个关节点建私营的砂石厂。联想起当时的社会风气,绝对是商人中的异数,用他自己的话,“行业内头一个”。

半生囹圄

当时20来岁的庄荣昌,骑着自行车,把整个北京城都转遍了。哪里出沙子,哪里有石子,工地在哪儿,他都一清二楚。“产沙子的地儿,大家都知道的是北京西郊沙石厂,再一个卢沟桥,再向北是丽水桥”。订了产地,计算报价的时候,得按这个地方报。报完了以后,如果近点的地方出的沙子就便宜了,因为节省了运费。这是庄荣昌商人式的狡黠,也因此赚得多一点。

人民日报的工程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个工程当时由机械部成立的华北建筑公司承建,厂里人员多是抗美援朝下来的转业工人或者地方筹来的干部。这家国营公司听说庄荣昌挣了钱,就找他协商,希望他退点钱,再把价格降下来。

在商言商,当时华北建筑公司筹建公司的时候,庄荣昌曾垫着钱帮其运货,现在赚钱也是名正言顺,有合同和供货验收单,各种程序都走完了。对方却因看庄钱挣多了眼红要降价。这如果放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当然是华北建筑公司没道理。但是执拗的庄荣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谈来谈去谈崩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就要求上法院评理。”

其后形势急转直下。在1953年“三反五反”和随之而来的“公私合营”改造阶段,庄以“非法”嫌疑的私营企业者身份向国营企业较真“利润”问题,无疑是正撞枪口。正常的民事纠纷官司变成了刑事案件。最终庄荣昌以“谋取非法利润盗取国家资产”罪获刑五年,一年劳役。其合法经营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彻底修理。

从此,庄荣昌的人生五发生彻底改变,历史包袱一背就是33年。

当时,成千上万的私营企业者遭遇了和庄荣昌类似的命运。正在进行的公私合营使得私营业者的利润分配改为拿定息。到1956年春天结束的时候,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而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也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个体私营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此后的20多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在中国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而被彻底排斥。

至此,在极左路线阴影笼罩下,不过短短8年,中国的私营经济从建国初期小有发展到1957年彻底绝迹。

而这一荒唐的历史阶段,留给庄荣昌的是丧失自由尊严和背负“历史污点”的沉重人生。服刑期间,他继续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参与修建天桥大剧场、人民剧场等工程。1955年,庄荣昌又被调到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动。两年后,他因为在改造期间表现良好被提前假释。

1958年,庄荣昌在北京市第四建筑公司第二建筑公司做了一名普通建筑工人,修了一年多“钓鱼台”。然而好景不长。1960年,进入中国建国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粮食欠收,供应紧张,建筑工人也食不果腹,但比农民稍好一点。庄省吃俭用攒了100斤粮票,托人带回家乡,以帮助家乡至亲换粮度荒。不料,又被人告发为“非法倒卖粮票”。在那“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这犯有前科的人更是罪加一等,北京公安机关又将他收容劳动教养,这一去又是四年。

1964以后,庄荣昌解除劳教留场就业,生活艰难拮据。他陆续被调到房山砂石场、良乡电梯场、通县小五金厂、团河农场劳动。在团河农场,他遇到了在此和他一起就业的原北京市法院刑庭庭长贺战军:庄荣昌在牛奶厂积肥,贺战军给奶牛拉饲料。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就是这位庭长判处了他“莫须有”罪刑,而若干年后,为他平反的律师将还是贺。“你说巧不巧?这是个笑话。”若干年后庄荣昌感慨。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他又作为“有历史污点”的人在1969年被遣返原籍——贫瘠的清河农村。

真正的新生

上世纪的70年代,庄荣昌回归到一个最普通的农民。他同乡亲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清河的穷远近闻名,是河北省十八个贫困县之一。

但是,庄荣昌的回归在小小的王化庄村激起了不小涟漪。他回家的当晚,屋里院里挤满了来看望他的父老乡亲。不同于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淳朴的村民眼里,他是闻名的大能人。

沉寂一段时间之后,一天,村支书找到他:“荣昌,你头脑好使,见多识广,要想办法为村里搞些副业,并由你负责,你看行不?”

“怕是不成吧,我可是——”帽子未脱,历史污点犹在的庄荣昌,心里难免有疑虑。

“啥成不成的,村里没有一个人说你个‘不’字,你我从小在一起,你的人品我还不知道吗。我一个支书虽然管不了那么多,但是有一点,为了搞好咱村里的副业,谁有本事,我就用谁。”村支书的一席话,让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在那种凡事先问出身,遇事先查祖宗三代的政治环境下,大胆用一个政治上有“污点”的人,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力量。然而,就是这句话,在庄荣昌的不惑之年,又重新点燃了压抑在他心中二十多年的希望之火。

70年代初,庄荣昌又开始为村办副业筹资金,跑项目。但这些副业因当时政治大环境被当成资本主义典型,遭到批判和整顿。庄荣昌的雄心抱负短时间内终究无有施展的空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到来。

1978年夏季,在胡耀邦的组织和领导下,《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这篇文章触及了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真理标准大讨论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

随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主张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私营经济问题,但是它已经把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私营经济复苏将是题中应有之义。

就在三中全会召开的同时,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诞生了“包产到户”的惊人壮举。

而此时的庄荣昌也已是箭在弦上,在通往富裕的道路上着急待发。

空气回暖的几年间,他走南闯北,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经过详细的市场调查,认为羊绒加工业很有前途。考察归来,正巧当地一家国营企业经营萧条,想聘请他搞转产,双方几经磋商达成联营办厂的协议。

那时当地有一家社办企业专门用东胜的细丝毛提取短绒供北京绒毯厂。“那位负责人说你干不了,理由也很充分,第一你没原料,第二你没销路。”

“我说,我是学买卖出身,从十几岁我就学买卖。你干得了,我就干得了。”热劲一上来,庄荣昌说干就干。他回去开始筹建清河县绒毛厂,购置设备,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可就是没有原料。

正当庄荣昌急得一筹莫展时,内蒙有个推销山羊毛的客户来厂。

“就是冬天宰的那个山羊,把毛剪下来,剩下梳理下来的毛绒还有短绒,多少含点羊绒,这种羊毛在国营大厂是没人加工的,常作垃圾处理掉、我发现这个东西行,试试吧,把这个长毛弄出来以后,梳理下来的毛渣正好用来做原料。”

“废物”里也能淘出金来,这是庄荣昌的经商智慧。在和工人们日夜奋战后,奇迹出现,每斤山羊毛竟能提取一两多羊绒,如此,他的羊绒厂建厂第二年就实现产值50万元,利税20万元,变废为宝。日后庄荣昌感叹:“这是我的独创!”

后来,凭着这个“独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河北小县城变成了全国最大的羊绒市场之一和国际羊绒基地,庄荣昌成为当地民营经济和羊绒产业的带头人,也由此成为国内外羊绒行业的新闻人物,被称为“羊绒大王”。

庄荣昌的事业一路水涨船高,获得了真正的新生。

“混水之鱼”

1983年年末,53岁的段连庄出任清河县县委书记一职,并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私营经济上,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一个壮举,因为时局波谲云诡,搞不好就会身败名裂。

1984年春,县委领导派人转告庄荣昌,让他在县三干会上发言,介绍创业经验,此时的庄荣昌尽管已小有名气,但并没有任何政治身份。他委婉地对来人说:请转告县里的领导,我正患感冒,去不了。

谁知第二天上午,县里的三位领导就来看望庄荣昌,并表达问候祝其早日康复。此时的庄荣昌感动在心,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在全县三干会上,他着重介绍了自己的创业经历,同时也对当前国营、集体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坦诚地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的发言切中时弊,博得全场热烈掌声。

三干会结束后,县委书记、县长曾前后三次前往庄荣昌的住处看望。这一故事后来在清河民间广为流传,被称为“段连庄三请能人庄荣昌出山”。

段书记恳切地说:“老庄啊,你今年54岁,我今年55岁了,咱们工作的时间不多了,就是一天顶两天,一年顶两年用,也干不了多少事了,咱们应该在有生之年为清河多做些事情,给后人留下个好的记忆”。

段书记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庄荣昌。他半生经商道路饱受歧视和误解,而现在终于第一次感受到来自政府对企业经营者的重视和尊敬。

庄随即表态:“既然书记你让我干,我就干,要干我自己干,并且,我保证在三至五年内,不用国家一分钱,在清河建起一座像样的厂子来。”书记当场拍板支持。

可以想象,当时清河县领导的支持是下了极大决心的。因为即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4年,私营企业仍然是一个敏感词汇。“傻子瓜子”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事件。在1980年中央75号文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到了1983年,由于历史原因,高层内部的不同意见仍然存在。在当时的环境下,从关于雇工的争论,到姓“公”姓“私”的争论,再到民营企业家“原罪”的争论,一刻都没有停息过。党的政策也经历了一系列演变,直到1988年才真正从法律上肯定了私营经济的作用。

而在社会底层,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不致成为“阶级敌人”,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些私营业涌起了为自己找“红帽子”的潮流:将自己的私营企业挂靠在其它所有制单位,或者冒领其他所有制单位执照。即“藏”在合作组织、乡镇企业里。

庄荣昌却认为自己没必要找这样的红帽子。因为自己办企业的初衷并不是专门为自己赚钱自己富裕,而是把赚来的钱捐献到社会中去,庄荣昌后来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了县领导的亲口承诺鼓励,他于1984年7月18日注册成功了河北清河企业有限公司。当时的投资规模是50万,“在河北省那时候注册企业有限公司,我是头一家”。

事后回顾,这同样不啻为一个历史的奇迹。

十多年后,庄荣昌的企业正式变更为股份制,成立了拥有四个股东的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

庄荣昌作为改革开放一部分以前富起来的那一部分典型,经历过40年的争论坎坷后,终于不再遭遇打击排斥,而被社会所鼓励接纳。庄本人的财富创造也不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恶,有了“庄百万”的美誉。

为身份较真

1986年,河北省省委书记邢崇志到清河考察,庄荣昌当时已小有名气,在地方和县里都很受重视。他向书记汇报,说现在做的羊绒产业成本很小,利润很大,赚了钱以后害怕,害怕什么呢?一朝经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怕什么时候上百万的钱,会被政府当做负面典型而引火烧身。

当时,庄荣昌的想法是捐献社会,向幼儿园、学校电影院、村公路投入很多。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用他自己的理论来讲,虽然邓小平提出鼓励先富,但是先富的人要做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他认为自己的钱挣得这么顺利,跟农村差距太大,这是不是叫两极分化?

邢书记就说:老庄啊,要当社会主义企业家,不要当慈善家。意思是你得积累,积累起来扩大再生产。

但是当时尚未平反的庄荣昌始终有心结,就跟领导们反映了自己的担忧。省委书记当即表态,政府派人去北京解决这个事。

他们上北京,找到了北京第一律师事务所。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正是由解放初期50年代时北京市法院的庭长、审判员、书记等转变过来的。结果出现了一个滑稽的现象,当初判刑的时候是这群人判的,平反的时候,又是他们帮着来给庄荣昌平反,首当其冲的就是贺战军。

对跨越33年的这个冤案,庄荣昌态度明确:“一,钱我不要,二,我不要求回北京,为什么呢?我是在本乡本土的清河得到了认可尊敬和政治地位,我上北京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已经50多,快60了,我还在清河搞我的企业。”

不能否认,庄荣昌后半生的成功,与当地政府的支持关系很大,更与社会大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紧紧联系。而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庄荣昌选择各种方式与政府合作,以政府为靠山。但在“权力搅买卖”时也绝不妥协。这使得早年吃了亏的庄荣昌,在半个世纪后却迎来事业的辉煌。

1993年,庄荣昌经历了他60年经商史上最坚决的一次争取。当时中央出了一个9号文件,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庄荣昌对此非常气愤,此时他已经是全国工商联的执委,又担任两届全国政协的委员,认为自己的“较真”义不容辞。

在当年的一次会议上,针对私营企业者不能入党,庄荣昌展开一连串发问:很多南方优秀的乡镇企业干部,都成为当地的村委书记、村干部甚至乡镇干部。这些人是在带动集体创造财富,何况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说了,共产党的宗旨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此前的资本家小业主都平反了,现在为什么又要对私营业者进行政治上的区别歧视对待?

是年,庄荣昌针对中央9号文件专门写了提案,当时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干部专门找他谈话,给他解释这个问题说:你这个提案,在中组部开了4次部长会议研究,并走访了国家工商局,了解到各级工商局从未用过“私营企业主”这个词,一般称“私营企业投资者”或“私营企业经营者”,并对提案作出了口头表态,今后不再用“私营企业主”一词,也不再限制私营企业者入党。

1995年的全国工商联全会上和1996年两会期间的工商联小组讨论中,庄荣昌都以全国政协委员、工商联合会委员的名义,在不同会议上向与会者表达对这一政策的困惑,并继续上报提案。庄荣昌强调:“争这个不是为我个人争,而是为全国上百万企业经营者。“时至今日,曾经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可以接受优秀的、愿意为党的纲领奋斗的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庄荣昌曾经的较真,是直到近10年以后才终于有了一个最高层明确表态的结果。这位毕生为身份抗争的老一代工商业者,终于在自己的古稀之年,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而今,81岁的庄荣昌,气质温润,思维依然活跃,记忆力也好得惊人。近10年间,他不再看重“羊绒大王”的美誉和无限的财富积累,而热心参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事务。他先后任两届全国政协工商联组的委员,全国工商联的执委。至今仍在全国工商联和民营经济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出席各种高层论坛会议,并表达自己对私营经济发展的由衷关怀和热情。

历史几经起伏发展,中国民营经济60年来的曲折历程,与庄荣昌代表的这一群体命运紧密相连。这一跌宕历史中,他犹如一枚珍贵的标本,证明着中国个体私营经济顽强的生命力和民商精神。而庄荣昌本人的故事,也完整浓缩了私营企业史诗般的悲喜进程。

大半生的经历,让庄荣昌无限感激改革开放和耀邦精神,因为正是这给了无数民营企业以新生。而庄荣昌本人的传奇,却只能成为一个人的传奇,后人再无可复制。

历史的反复曲折中,许多当年未解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而有些问题还在争论中。曾经的历史悲欢已然消散,而真理标准问题留下的更多思索仍在继续之中。无论如何,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势头不会被历史所阻碍。而庄荣昌也深信,民营经济的未来势必更加辉煌,并被历史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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